案例启示:
      这个案件对作家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本案作家主动组织对自己原创作品进行演绎开发,主观肯定不愿意让演绎作品的版权归属他方。但本案客观事实是文字作品的授权与漫画的授权采取了并行分别授权的方式,即作家杨红樱与出版社签订文字作品授权合同,北京信和与出版社签订漫画授权合同,此种授权交易模式对作家而言产生的弊端是漫画的版权与作家脱离,由于漫画的创作具体是由北京信合具体委托其他公司完成,而且委托合同明确约定了漫画的版权归北京信和所有。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作家在诉讼中抗辩要么说自己参与了漫画的创作,要么说自己与北京信和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漫画的版权归自己,但这些观点均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作家与北京信合就文字作品改编成漫画并没有书面协议,造成双方之间到底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不明确。作家在诉讼中表述北京信合将文字作品改编成漫画是基于自己的授意,但这种授意是委托代理还是著作权授权,由于缺乏书面协议很难去判断,这对作家而言非常不利。猜测作家未与信和公司签订书面协议时的想法是其可以直接从出版社拿到文字作品改编权授权金,并且考虑到自己持有信和公司50%的股份,公司也是我的,有没有协议也无所谓。恕不知作家与他人成立信和公司,彼此各占50%的股份,而对方是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这种股权架构设计,对作家而言,本身就存在重大隐患。本案看上去是著作权侵权纠纷,实质是作家与公司另一股东产生矛盾后,作家在失去对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由另一股东发起的诉讼,实质是股东控制权之争。


此案启示作家,在对自己原创作品主动进行演绎开发时,对授权主体、交易模式要谨慎把握,对改编作品和委托作品的权利归属要有清晰的认知。作家选择通过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的方式对作品进行演绎开发时,一定要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明确自己与公司或工作室的法律关系,即便当时公司或工作室为自己所控制也非多此一举。

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北京信合精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合)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安少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杨红樱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中,2011年至2016年期间,作家杨红樱、信和公司分别同步与安少社签署数份《图书出版合同书》,先后出版《淘气包马小跳(漫画版)》(1-40册)及《淘气包马小跳(漫画升级版)(1-24册)。2011至2016年期间,信合公司先后与图德公司等签订数份委托合同,合同约定信合公司委托图德公司对杨红樱所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图书绘制漫画故事,信合公司支付全部委托创作费后,已完成作品版权归信合公司。2017年3月,信合公司、安少社、杨红樱签订《解除协议》,约定解除所有涉及《淘气包马小跳(漫画升级版)的《图书出版合同》,并约定杨红樱与安少社就原《淘气包马小跳(漫画升级版)》(24册)五份《图书出版合同书》涉及的权利、义务另行约定。后杨红樱与安少社签订合同,再此出版上述图书。信和公司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遂起诉到法院。关于涉案作品著作权归属: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信合公司和杨红樱均确认涉案作品为图德公司受信合公司委托所创作,信和公司亦提交了图德公司创作涉案作品的相关电子底稿,且被诉图书亦载明“漫画绘制:图德艺术”,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作品是由图德公司创作完成。杨红樱辩称其对涉案作品的形成起到了指导、审订的作用,故其是涉案作品的作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杨红樱对于涉案作品曾提出修改意见,但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达”而非“思想”,将修改意见以漫画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创作并非杨红樱完成,杨红樱亦自认涉案作品不是由其绘制,故杨红樱辩称其是涉案作品作者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其次,根据信合公司提交的其委托图德公司创作涉案作品的委托合同,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信合公司。杨红樱辩称信合公司与其是委托代理关系、信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京是其经纪人,且涉案作品的报酬由其支付,故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应归其所有。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杨红樱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与信和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现有证据仅说明杨红樱是信合公司的股东,两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在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杨红樱提出的代理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涉案作品是漫画作品,委托创作涉案作品的费用由谁支付与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无必然联系,故对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再次,涉案作品是在《淘气包马小跳》文字作品基础上改编形成的新的作品,基于该改编作品亦产生出新的著作权和著作权人。在就改编作品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原文字作品的著作权人并不当然享有改编作品的著作权,故杨红樱在未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其是《淘气包马小跳》文字作品的著作权人,即认为其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亦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同样认为杨红樱应当举证证明其与信和公司构成以委托合同为基础的代理关系。但杨红樱未能举证证明存在上述事实,故杨红樱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从作家 编剧角度看案例(五)

文/谭耀文 张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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