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刘赤军律师在复旦法学院校友会沙龙研讨中的发言整理,修订完成于今年5月。

近来发现,诸多社会问题凸显与立法缺陷有关,有缺陷的法律规定与不透明的司法适用相叠加,似乎是当今处于上升期初建法治遇到的常见矛盾,故刘律师发表本文以引真知灼见。

 

“要想维权快,坐上引擎盖。”

 

 2019年4月12日,视频“坐在奔驰引擎盖上哭的女人”在网络上发布——西安市一位购买了66万元奔驰车的女性消费者,当众坐在引擎盖上哭诉新车漏油却遭到奔驰4S店不公平的对待。视频引发舆论大哗,4月16日,在当地工商机关介入以及舆论高度关注之下,西安奔驰女车主与4S店达成和解。随之而来的是,各地纷纷出现了坐在奔驰、宝马、凯迪拉克引擎盖上维权,网络上、朋友圈中讨论买车维权的确是个问题。有报道称,“唯一一则好消息是,杭州一奔驰车主被法院支持,获得赔一罚三,总计270万的补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是我国专门为消费者维权制定的法律,但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出现“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被虚置、消费者维权渠道不畅的问题,消费者不惜坐上引擎盖维权就是这个问题的具体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案由选择的争议、欺诈认定标准不一等问题,尤其是消费者购车维权诉讼的争议比较突出,容易产生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一、本案事实过程

 

西安奔驰女车主事件的启示是,通过坐上引擎盖可以快速解决自己的维权问题。

 

根据报道的事实是,2019年3月27日,西安女车主购买了一辆进口奔驰CLS300型运动轿车,裸车价为58万多,算上贷款手续费以及其他费用合计66万左右。在提车当天,车主从4S店开回了位于曲江的家,行驶了10公里左右,发现汽车仪表盘的机油故障灯亮起。4S店先同意退款或退车,后来只同意换发动机。在舆论广泛关注后,草草收场,不清楚发动机到底是什么问题。究竟是生产过程中少加了1升机油,还是传感器故障,还是发动机重大故障[1],不得而知。其实,在专业的工程师看来,发动机少了1升机油并不影响使用,但是影响消费者的心情,影响交易价格。


[1]后经鉴定,认定该车发动机缸体右侧因破损并漏油,该车发动机在装配过程中将机油防溅板固定螺栓遗落在发动机内,发动机高速运转过程中,其第二缸连杆大头撞击该遗落的螺栓,使该螺栓击破缸体;该车发动机无更换、维修历史;该车发动机存在装配质量缺陷,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二、新闻舆论表述的偏差

 

如果到网上去检索,很难看明白本案的事实。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评价,引用较多的一个观点是这样讲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燃油泄漏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退货。”由此得出结论,本案要求退车或者换车本来就是消费者的权利,国家法律和三包规定“已经将消费者的权益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这个观点有明显错误,援引三包规定表述的是燃油泄漏,而不是本案可能的机油泄漏。但这种问题没人仔细看,以讹传讹在流传。

 

解决社会关注的问题,首要的是查清事实真相,新闻舆论与争议诉讼是两种公共途径。

 

从本案来看,我们社会的新闻舆论在揭示事实真相方面存在弱点,尤其是网络自媒体,与传统的街头巷议并无差别,宣泄情绪居多很难揭示事实。而央视报道虽然具有新闻真实性,但似乎并未得到公众的关注。在众说纷纭鱼龙混杂之际,因双方和解,新闻报道戛然而止,不再被关注。

 

三、司法适用《消法》惩罚性赔偿的争议与纠结

 

本案女车主在引擎盖上的维权大获全胜,但是后续纷纷坐上引擎盖者却昙花一现,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可以复制的经验和模式。为什么女车主不愿意按照《消法》的规定来解决?《消法》被谁忽视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专门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而制定的法律,于1993年10月31日由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常委会通过,1994年1月1日实行,并分别于2009年、2013年进行了修改,其中2013年把因欺诈而由经营者承担的惩罚性赔偿提高到了三倍,规定于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由于事实上存在着追责率低的问题——不可能每一个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都会去主张惩罚性赔偿,所以《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三倍增加赔偿损失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此提高消费者维权的动力,并威慑实施欺诈的经营者。

 

现实中,在处理小额消费纠纷中的法律适用不会遇到障碍,问题是消费者缺乏动力去启动司法程序,往往自认倒霉放弃维权。但是,购买价格高昂商品的消费者,在维权诉讼中却遇到了司法人员不愿适用“退一赔三”的问题。为了不适用惩罚性制度,司法实践中采用的往往是不适用《消法》的方式[1]。

 

最先出现问题的是房屋,自九十年代以来争议不休。根据《消法》第二条之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因此,购房者与开发商或销售商之间,属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关系,但在是否适用《消法》上却遇到了很大障碍。

 

2005年前后,我国进入了汽车社会,于是司法实践中不愿意对购车消费者适用《消法》的案例出现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飞机、游艇将逐渐进入家庭,想必司法实践中对于购买飞机、游艇的消费者,也容易出现不愿适用《消法》的案例。


[1] (2017)沪01民终7203号民事判决书。

 

四、商品房销售不适用《消法》的理由及解决方式

购房者请求对欺诈行为适用《消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学界和司法界认为不能适用,是这样解释的:

 

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认为,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第49条(指修改前的《消法》条款)。理由有三:一是《消法》制定时,针对的是普通商品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问题,其适用范围不包括商品房。同时制定的《产品质量法》明文规定不包括建筑物,可作参考。二是商品房作为不动产与作为动产的普通商品有差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即使出卖人隐瞒了某项真实情况或捏造了某项虚假情况,与普通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不能等量齐观,商品房质量问题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动辄数十上百万,如判决双赔,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的显失平衡,在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看来很难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更有法官认为,《消法》对商品做的是“狭义”理解,即“一般商品说”,其法律意义在于:针对一般商品而言,即使采取“双倍赔偿”的惩罚手段对经营者也远远不会造成“伤筋动骨”,这种惩罚性赔偿责任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冲击力很小,它的功能在于既能有力地打击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加害方,也能有效地保护相对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从而在“公平”与“秩序”之间找到了合理的平衡点。而商品房则不然,一旦刻意强调按《消法》调整,将会给市场交易秩序带来难以想象的干扰和破坏,造成“公平”与“秩序”之间的严重失衡。

 

这些解释听下来有道理,但在《消法》中却找不到依据。公民依据公开颁布的法律请求法院维护权利,却发现行不通,因为你没听梁慧星老师的课,没去跟法官交流思想。这样的释法,存在明显弊端。

 

事实上,拒绝适用《消法》的主因,是九十年代对房地产行业保驾护航的司法政策。当时的房地产行业水平不高,开发商能力不足,如果适用《消法》,就会出现大量的开发商被一棍子打死,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于是,民事司法领域就出现了购房者只要主张退房就不可能得到法院判决支持的怪现象,甚至于开发商其他的违约责任亦减轻再减轻,遑论适用《消法》?

 

或许,当时司法领域可能会出现机械适用法律的问题。“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即使出卖人隐瞒了某项真实情况或捏造了某项虚假情况,与普通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不能等量齐观,商品房质量问题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可以得到妥善处理。”梁慧星老师注意到商品房跟鞋子不一样,一双鞋子用的鞋底不合格是欺诈,开发商交付的房屋中马桶用的品牌不对,讲整套房子属于欺诈就不对了。其实,这是个常识判断问题,不值得梁慧星老师专门拿出来作为理由。

 

为了解决商品房欺诈的惩罚性赔偿问题,2003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第九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委婉的解决了消费者购买房产是否适用《消法》惩罚性赔偿三倍的问题——改为1倍。《消法》属于特别法,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属于特别法中的特别法,专门解决消费者购房被欺诈的问题,这种方式很特别也很特殊。

 

也就是说,开发商吃不消三倍,政府力主优化营商环境,法官也不肯按照《消法》判决,《消法》的适用就被搁置了。虽然我们属于大陆法系,但是这种处理方式,颇有英美法系法官释法、法官造法的韵味。

 

五、购车消费者适用《消法》的困境

 

司法实践中,购车消费者对于适用《消法》存在很多疑虑,很多看似明白的道理,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解释。

 

1、哪些是欺诈?功能与价值的辨别。

 

修改车辆里程表[1],是二手车市场常见的“美容”方式。个案中有法官咨询旧机动车行业协会,回来告诉原告,里程数不影响车辆的使用功能,二手车市场买车是不看里程表的,只看很难更改的出厂年份。也有个案判决书载明,作为被告的二手车经营者,将修改里程表是二手车市场的行业惯例作为堂而皇之的抗辩理由。

 

对于里程数1000公里与5公里的,消费者肯定选5公里的车。但是汽车工程师会认为,二者本质上没区别,在使用功能、使用价值上也没影响,甚至于对1万公里的与4万公里的,工程师会告诉你,性能上4万公里车的更好。专业工程师讲的是客观事实,但消费者购买车辆并不仅仅考虑其使用功能,还有主观强烈的价值评判,也就是说使用功能不等同于交易价值。而在司法实践中,或许存在着对于使用功能、交易价值辨别不清的误区。

 

2、请求适用《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基础法律关系,选择买卖合同还是侵权?

 

司法实践中有明确的“潜规则”,原告请求适用《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惩罚性赔偿,只能选择案由为买卖合同,不能主张侵权。请看《消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其中第一款规定了欺诈的三倍惩罚性赔偿,第二款规定了死伤的二倍惩罚性赔偿并同时适用侵权的各项权利。据此,在司法实践中被理解为要3倍赔偿的消费者就只能适用买卖合同,想要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的就只能要2倍赔偿而且必须是死了伤了的,只有这样才能主张侵权。

 

这种“潜规则”对适用《消法》的解读或者推测,不禁令人理解了,前面讲到的梁慧星老师为何要把一些常识性判断问题作为理由。

 

其实,《消法》这样规定会引人误解,但是不应该令法官误解。《消法》作为特别法,是建立在民法的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法律关系基础之上。《消法》未特别指明不适用的,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全部适用,这是不应该产生争议的常识。

 

由此衍化出来的问题是,消费者诉请应当是“退一赔三”还是“赔三”?《消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并没有规定“退一”而只规定了“赔三”。但按照买卖合同的案由规则,消费者因欺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请求撤销合同,双方返还,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要求经营者赔偿损失,其中双方返还即为的“退一”,赔偿损失即为《消法》作为特别法规定的增加赔偿损失的“赔三”。这个特别法与一般法的交叉适用的逻辑完整,但是据此作为“赔三”只能适用买卖合同案由的依据,却并不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此外,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消法》也有基于侵权的判决,但是其所援引的《消法》第八条规定的知情权、第九条规定的选择权、第十条规定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很难衡量具体的损失,难以找到作为赔偿损失计算的依据。


[1] 近年来,上海市大多数法院认定修改车辆里程表构成“欺诈”。

 

六、消除困境的途径与建议

总结上述分析的购车维权困境,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对于复杂机械产品的专业与非专业的认识,确实有差别,消费者不能永远都是“老百姓”,不能永远保持一个无知的、无辜的巨婴人设,司法审理及判决要对道理说透讲清楚,通过判决将主流价值观从“老百姓”提高到正常社会的公民的水平;二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要认识到买车不能等同于买双鞋子,机械产品的问题有无、问题大小不是一眼可见,很难立刻解决,需要有解决问题的时间和过程,以此避免心理上产生落差;三是《消法》立法上反思,消费者与其他一般主体相比,哪些权利是更加需要保护,要明确并协调与一般法或其他法律的关系,应当关注公平与秩序失衡的问题;四是司法政策要明确,司法政策不能违背公平适用法律的原则。其实,公平适用法律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是动摇司法权威的根本问题。

 

从前述分析来看,《消法》的立法修正是最重要的。制订《消法》的本意,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消除消费者快速实现权利主张的焦虑。但是现实中《消法》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尽管《消法》2次修正,甚至于将惩罚性赔偿从2倍提高到3倍,但消费者的维权体验似乎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建议《消法》的立法修正考虑以下问题: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立足于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首先,实体权利义务已经由作为一般法的《合同法》、《侵权责任法》进行了规定,特别法不宜突破;其次,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后制定,不仅仅适用于《消法》而且涵盖其他部门法;再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系平等主体,客观上消费者是对于产品资料、交易证据很难掌握、搜集而处于弱势,故《消法》应当做到的是支持、帮助消费者调查取证,被欺诈、侵权的消费者取得了证据,那么对于经营者来说立即承担责任还是通过诉讼判决是简单的选择。

 

2、《消法》规定的支持消费者调查取证,消费者权利保护委员会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通常,法律会将调查取证的权利赋予市场监督行政管理机关,但是公务员职位有限,无法应对繁重投诉工作。可以考虑通过建立基金会,出资设立重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聘请律师参加立案后的调查取证工作,以保证对消费者投诉的效率反应和专业结果,并为法院审理的办案数量、办案质量方面减轻压力。

 

综上所述,“引擎盖上的维权”反映了目前的社会问题、法律和司法的矛盾问题,希望从这一个小小的生活化的法律问题入手,践行法治中国,让人们知道讲道理真的能够解决问题,也有办法有途径讲道理。

关于消费者购车维权的法律问题

文/刘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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