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中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适用

2023.12.26

发布者: 文/孙立君 王晨曦


[摘要]认缴资本制度下,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下,能否适用加速到期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以及“折中说”的不同观点。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法院已逐步认可即使非破产及解散,当公司具备破产情形但不申请破产或恶意延长出资期限时,确认由股东承担认缴出资范围内补充责任的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但法院适用上述情形仍然系谨慎使用。

[关键词]认缴制 期限利益 债权人保护

[作者]孙立君,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晨曦,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一、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中股东加速到期的争议与依据

(一)问题的提出与争议

2013年国家简政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公司法》的修订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将实缴改为认缴资本制度,将法定的出资期限改为约定的出资期限。这一制度对鼓励投资、调动社会资本力量、带动创业和就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认缴资本制下,第三人仅从登记外观无法判断商事主体的资金规模、偿债能力,公司的信用担保功能有所弱化[①],公司之间的交易安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对债权人第三人的保护制度也存在滞后情况。例如,在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下,公司资本不足以清偿债务,但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部分债权人的权益救济在实践中将面临着困难。

 

认缴制下的公司虽然有些名义上具备高额的注册资本金,而事实上都未实缴,有些公司甚至资产和流动资金都非常匮乏,而作为与其交易的其他公司或商事主体基于信赖与其产生交易往来,往往事后产生巨大的风险。

 

我们所知的是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规定在《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③]有所规定,在公司破产、解散或者强制清算后,虽然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尚未届至,但由于公司将终止存在,无法根据原定出资期限请求股东履行。为避免股东逃避出资义务,要求股东在约定出资期限届至前缴付。

 

但对于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下公司无力偿债时,债权人能否请求未实缴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理论和实践都存在一定的争议。理论上,主要有支持加速到期的“肯定说”;不支持加速到期的“否定说”以及严格限制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适用的“折中说”。

 

肯定说认为,股东出资可以加速到期。主要理由有:其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作扩张解释,将尚未到期的未出资行为也视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④]这也是法院在审判此类案件经常使用的法律依据[⑤];其二,从平衡保护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利益的立法目的的角度。在公司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公司股东采取认缴制的期限利益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此时认定其出资义务提前到期,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⑥]其三,交易人出于对章程以及公司的信任与公司交易,公司就应当以其注册资本对外承担责任,这是公司注册资本的公示公信力的体现。出资义务相当于股东承担的出资范围内的担保责任,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股东即应在认缴范围内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⑦]

 

否定说认为,股东出资不可加速到期。理由是:其一,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下加速到期,缺乏法律依据和请求权基础;[⑧]其二,对加速到期的适用不应采取扩张解释,这加重了股东的责任,与立法不符,因此应作严格解释;[⑨]其三,尽管公司章程的效力不及于债权人,但由于出资期限已记载于公司章程且对外公示,债权人有一定的义务进行了解,并有尊重股东期限利益的消极义务[⑩]。

 

折中说认为,应严格限制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适用,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在满足特定情形时,可以加速到期。折中说内部主要有两类观点:其一是经营困难说,即在公司经营面临严重困难,难以继续生存甚至面临破产时,债权人才能请求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而不必等到股东出资到期或公司破产、解散。但这种观点“经营困难”的标准难以具体化,需要法官从多方面考量。其二是债权人区分说,即将公司债权人分为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自愿债权人在交易之前有义务了解公司资产状况及股东出资情况,因为应自行承担交易风险,无权请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但对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公司非自愿债权人,由于其对公司信息无法预期了解而应享有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11]

 

(二)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下股东加速出资到期的必要性与现有依据

尽管理论中存在争议,但是从多个角度来说,在一定情形下支持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仍有必要。

 

首先,债权人保护制度的缺失,申请破产难。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后,没有验资程序的保驾护航,股东可以任意决定出资期限,即使该出资期存在明显不合理。股东出资催收机制缺失,股东真实出资信息与债权人实际获得的信息不对称等,都加剧了交易风险,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而实践中债权人申请破产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时,有的公司甚至因为没有资产支付破产管理人的费用而无法启动破产程序,即使启动,破产案件的周期长,各个债权人对破产财产的分配多少也是未知数,难以通过追究未实缴出资股东的方式使债务得到清偿。

 

其次,根据权责一致原则,认缴制为公司成立提供了支持和便利,股东既然享有了更多的期限利益,股东在公司运作过程中就要负有更加严谨审慎的义务,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认缴期限是股东所做出的承诺,对债权人来说则是一种默认的信任和预期利益。当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的信任和预期将被打破。如果此时股东仍以期限利益为由不为债权承担责任,认缴制将很有可能沦为个别股东逃避出资的借口。[12]债权人维权无门,不利于投资效率和交易安全的平衡,也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2019年11月8日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6条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应,确立了非破产、清算情形下股东出资义务可加速到期的裁判规则:原则上不支持加速到期,但两种例外情形“执行不能”和“恶意延期”中可以适用加速到期。这一条具有创新意义的条文引起了社会的反响,也为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该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但该纪要为民商事司法实践提供了说理依据,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提高司法公信力都有重要的意义。自《九民纪要》发布以来,已有案例参照该条规定要求认缴股东承担认缴出资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但是也不能忽略,这一条款也存在列举方式适用有限,缺少配套制度、举证责任不清的问题,该条款并未对股东出资加速作概括性规定,如加速到期请求权的法律依据、股东加速到期规则能否适用的有关要件等等均未明确[13]。对于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应用还需要理论和实践共同探索。

 

二、实务分析

(一)支持的案例与情形

案例一[14]:已具备破产情形但不申请破产的

该案原告要求追加被告股东为被告公司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得到了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原告提交多份证据,包括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告等,以及被告此前因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止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证明被告公司处于经营异常状态,且被告公司、股东均以各种原因无法送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原则上债权人不能以公司不能承担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的,以及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两种情况除外。”[15]

 

本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无权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并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的,以及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两种情况除外。2.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的,均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破产法解释一》”)第二条第一款“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以及第四条“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情形应当认定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后,认定被告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作为被告的股东,虽未届出资期限,但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案件中,法院已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此时,被告完全符合“已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的,股东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分析法院的审理思路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首先,法院认可了认缴制下股东的期限利益,但也明确指出在两种除外情况下,法院无法继续保护股东期限利益的情况;其次,法院作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确认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的是“已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的,均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在认定被告是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否具备破产情形时,直接适用《破产法解释一》进行了认定,即使该案件不是直接的企业破产案件。[16]此外,虽法院在判决中没有提及适用《九民纪要》,但该案在2020年4月作出判决,且法院在说理部分认为可以加速的两种情形与《九民纪要》相一致,也侧面体现了《九民纪要》对此类审判的影响。

 

案例二[17]:股东享受出资期限利益,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该案与上一案件类似,也是原告请求在被告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法院追加被告股东为被执行人。法院作出了类似的判决,但在说理时与上一案件稍有不同。该案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论述道:“虽然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出资方式是认缴制,但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性的内在要求,股东在享受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显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即股东至少要保证公司不沦为其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不能危及与公司从事正常交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可见,该法院从股东出资权利与义务对等,保护债权人的角度进行说理。该案与上一案件相同,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单位申请破产,此种情况下,“对股东出资不加速到期将导致债权人利益失衡。”

 

该法院的说理体现了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权益保护平衡的理念,在债权人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应当予以保护,不能让公司成为股东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

 

案例三[18]:出资期限约定过长或恶意延长出资期限

在该案中,法院将审查的焦点归纳为两个,一是被执行人的自身财产能否清偿债务;二是公司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法院通过查询,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经营场所不明,三年纳税记录,认为被执行人公司缺乏基本的偿债能力且有对外规避债务的嫌疑,故认定无财产能够清偿债务。对于是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法院论述道:“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存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制度,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公平保护公司对外债权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债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害。”法院查明股东的认缴出资时间是2035年,但公司登记的营业期限仅至2030年,股东认缴出资的期限远晚于公司的经营期限显然有悖常理,因此追加有过错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认缴范围内承担责任。

 

在该案中,股东恶意延长出资期限,在公司无其他可执行财产的情况下仍然逃避出资义务,借着股东的期限利益为保护壳,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极大的损害。

 

曾经有律师巡回讲座表示,只要执行终本就可以强制执行。其依据是以《九民纪要》第6条:“【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结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破产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了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

 

逻辑上似乎通畅,然而司法实践中并非如此简单,虽然《九民纪要》之后对于加速到期的判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加速到期并非普适的常态,更非只要执行不到,执行终本了就可以要求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二)不支持的案例

案例一[19]:王某与严某、滕某某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关于按期缴纳出资的规定可知,股东的“按期”出资是原则,“提前”出资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例外,即《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法院受理破产后,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公司解散的前提下,才能适用股东出资的加速到期,而本案并不符合前述两种情形。第三,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已通过章程备案登记等方式进行公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债权人对于各被上诉人的出资期限均应明知,债权人仅以自己对公司债权没有获得清偿为由,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也是对股东期限利益的剥夺。

 

二审法院认为:至于上海A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一节,在A公司唯一股东未应诉、不掌握A公司资产负债信息的情况下,本院难以明确A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上诉人可通过申请破产清算程序另行主张权利。

 

上述案例可见,即便《九民纪要》出台,股东“提前”出资是特例,况且法院在不清楚是否具备破产原因时也不会因为执行裁定“因未能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直接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案例二[20]:上海市B视听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与董某某、曹某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原告相关主张依据不足。主要理由为:第一,两被告的出资期限为自上海C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成立之日起10年内缴清(即2025年5月),其出资期限至今尚未届满,如前所述,两被告在其出资期限内享有期限利益,无特殊情况,不应被任意剥夺;第二,现有证据显示C公司有且仅有原告B公司一起作为申请人的执行案件,且在一次申请执行终结后就未再进一步被采取新的执行措施,目前法律并未规定,被申请执行人因无登记财产而被终结执行后,其股东就负有缴足全部出资的义务;第三,B公司认为C公司现无财产可供执行,故C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可以直接适用《九民纪要》相关规定。对此,两被告不予认可。两被告主张C公司现仍正常营业,且其名下尚有部分动产,如调解书确认的LED显示屏等,也还有部分对外债权,虽尚不足以全额清偿B公司债务,但亦不属于经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情形。本院认为,被告相关意见,具有一定事实依据,原告B公司提交的执行裁定书并不足以说明C公司已经具备破产原因而未申请破产;第四,C公司业务具有明显的服务行业特点,受外界经济环境影响显著,故被告董某关于C公司现仅处于经营困难时期,其作为公司经营人在努力营业以求突破困境的答辩意见亦属合理。故本院认为,原告B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C公司已经具备破产原因,原告关于两被告作为C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在执行裁定书生效之日起已到期的诉讼意见,并不成立。

 

上述法院论述其实可见,执行终结并不可以充分推导出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仍然需要举证证明涉案公司已经被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应当破产等事宜;所以拟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一方仍然不可懈怠,并非稳操胜券。

 

此外,虽以上选取的案例结果并不相同,但经过对这些案例的对比研读,仍然可以得出法院在保护股东出资期限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到债权人的权益。同样的,法院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在兼顾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执行终结并非是王牌,而需要进一步举证。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有必要在认缴制下确立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更细化和明确的制度,以平衡投资效率和交易安全。目前的实务中虽然逐渐认可这种做法,但具体案件中适用何种法律规范,以及对公司资不抵债、具备破产情形的认定标准,还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司法实践的探索。


[①] 曾海霞:《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中股东出资加速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上海法学研究》 2020年第7卷。

[②] 《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④] 钱玉林:《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

[⑤]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 2015 ) 中一法民二初字第 3541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 2016 ) 粤 0305 民初 1694 号民事判决书。

[⑥]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6) 浙 0225 民初 3156 号民事判决书。

[⑦]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 苏 12 民终 1789 号民事判决书。

[⑧] 林晓镍、韩天岚、何伟: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下股东出资义务的司法认定》,《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

[⑨] 王建文:《再论股东未届期出资义务的履行》,《法学》2017年第9期。

[⑩] 俞巍、陈克:《公司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股东责任适法思路的变与不变》,《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

[11] 岳卫峰:《公司非自愿债权人的法律保护》,《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12] 吴鹏翼:《【案例】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少数法院支持股东认缴期限加速到期的实务分析》载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uEWVsyBcJLNRSL7rtgXkLQ,2018年3月29日。

[13] 曾海霞:《非破产及解散情形中股东出资加速制度的不足与完善》,载《上海法学研究》集刊 2020年第7卷,第144页。

[1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10号民事判决书。

[15] 同上        。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7]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9641号民事判决书。

[18]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初770号民事判决书。

[19]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1450号民事判决书。

[20]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7民初121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