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引进日本动漫IP,这些障碍与对策不得不知

2023.11.22

发布者: 文/谢佳佳


近日,日本动画协会发布了《2017动画产业报告》,报告中涵盖了日本2016年动画业界的各项情况。其中,海外销售数据尤为亮眼:2016年19家日本动画制作公司与海外签订了6639份合同,是2015年4345份的1.5倍,签约的国家/地区也增长至221个,而中国则以355份合同数量成为日本动画的最大买家。

这一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盛行的IP热使得国内买家对优质IP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则缘于“限韩令”[1]等政策的出台,使得引进韩国IP变得障碍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动漫因其在文化上与我国的相似性以及素来积攒的良好口碑而获得了我国版权运营买家的青睐。然而,在国人纷纷引进日本动漫的盛景下,日本人与国人迥异的观念以及其独特而成熟的版权体系,依旧让有意购买日本IP的中国买家头疼不已。以下本文将从授权主体、权利内涵以及授权条件与时间三个角度对中方可能遇到的障碍进行介绍与分析。

 

一、授权主体

想要引进日本动漫,确定授权主体也就是确定版权来源,尤为重要。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对拟购买的IP进行调查。

首先,纵向的角度,需要明确的是拟引进的日本IP是否存在在先IP,也是就是该IP本身是否为改编作品[2]。日本的IP开发脉络通常是从轻小说或者漫画开始,然后动画化,通过动画进一步打开知名度后便进入周边商品的开发,最后是游戏。在这一整个产业链上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新的IP,而引入任何一个IP都需要获得该IP以及该IP在先IP的所有著作权人的许可。

其次,从横向的角度,则需要厘清在这个权利链条上的每一个IP对应的所有著作权人。若以动画本身为例,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式确定相关著作权人:一是影片字幕中的著作权归属声明;二是日本文化厅(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的公示信息。

通常来说,若无相反证据,一部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我们可以通过其字幕上的署名确定。例如,在我国,在动画的片头或片尾通常会列出一个或多个出品单位,这些公司通常就为该影片的著作权人,因此,版权购买方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直接确定版权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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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大圣归来》片头字幕)

反观日本动漫,常用制作单位来表明该动画的著作权归属,而该制作单位常常以“某某制作委员会”[3]的名义命名。(如下图)实际上,前述的“某某制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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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动漫《冰菓》字幕)

并不是一个具有法人意义的主体,而是日本动漫界独有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基于动画形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通常加入这一组织的是动画产业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方,如漫画[4]著作权人(通常为出版社,如集英社、讲谈社、小学馆)、动画发行方(如东映,富士电视台)、动画制作公司[5]、玩具制造公司[6](如万代-Bandai)。这些主体通过“共同制作契约书”明确了共同享有动漫版权并对其运营进行周密的规划与分工。

而这份“共同制作契约书”并不是一个公开的材料,如此一来,一方面,仅仅通过字幕的内容,很难确定具体的著作权主体。另一方面,如果在实际中著作权人对著作权进行了转让与其他方方式的处分,导致了著作人发生了变更,这一事实是无法从字幕中获知的。

确认作品著作权人的第二个方式是查询日本文化厅的公示信息。日本《著作权法》上规定了著作权登记制度,不仅能够查询到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的信息还可以进一步查询到作品著作权转移的信息。然而,这一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著作权登记并不是一个必备的法律程序,即使不进行登记也并不影响著作权转移的效力,因此对于没有经过登记的作品,这种方式并不适用。第二、日本著作权登记进行的是形式审查,对是否该日期为作品的首次发行时间或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权利转移关系不作审查。因此,公示信息的公信力相对的打了折扣。

 

二、授权权利内涵

从授权权利本身来说,中方需要对授权权利内涵,包括授权权利类型、权利性质、授权时间等基本要素进行明确。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购买方很难从日方获得完整的权利。日本版权方往往将其作品版权根据其定义的标准进行准确而细致的划分,而后再将划分后的细化权利对不同的主体进行授权,这点与国内版权方倾向一揽子进行授权的做法并不相同。以衍生品开发权为例,日方首先根据不同的衍生品划分为游戏开发权、文具开发权、玩具开发权等。而后,以游戏开发权为例,则可能以游戏的发行终端(如主机(家用机)终端、PC终端和移动设备终端)为划分标准进一步对权利进行细化。更有甚者,日方还可能限定游戏的上线时间。这是由于日本版权方极少进行独家授权,这就可能造成同一地域就同一权利可能存在多个非独家被授权人,因此,为避免同一授权区域的被授权人彼此之间形成直接竞争,日方就需要对各被授权人所开发的游戏的上线时间进行限定。如前所述,掌握着日本动画版权的通常是动画制作委员会。动画制作委会会在IP对外进行授权前就将“海外销售权[7]”根据不同的区域与权利类型,划分成不同的“窗口”[8],由不同的委员会成员进行负责。如此一来,如果中国买方想要购买的权利类型或者授权区域分属于不同的“窗口”,这毫无疑问会使得与日方谈判的时间与精力成本都大大增加。

其次,中日两国对部分权利的不同的理解也给本就繁复的谈判增加了难度。例如,以录像制品权[9]为例,该权利在日本版权体系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原因在于,日本动漫通常只在各发行渠道进行一轮的播放,其后便进入制作相应DVD并进行销售的阶段。此时,许多错过第一轮播放的动漫爱好者只能通过购买DVD来观看这些动漫。而反观中国,录像制品市场并不景气,因此,想要购买这部分权利的买家所能够提供的报价往往与日方的预期相差甚远。同时,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双方不仅需要就日方特有权利进行交流,中方的特有权利也时常成为谈判的重点。以通过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on)进行发行的权利为例,由于IPTV融合了有线电视“直播”与互联网电视“点播”的技术特征,在中国现有的著作权体系内,并没有独立的著作权类型可以与之对应。在实践中,关于该权利应属“广播权”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是颇有争议。因此,为避免风险与争议,对于中国买家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将该权利在双方购买协议中进行单独列明。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需要变更日本版权方对其授权权利预先划分的标准,这好比是在各地诸侯均已各据一方并深耕多年后,又被要求重新进行分封,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授权条件与时间

想要成功获得日本IP授权,合适的沟通渠道与完备的授权提案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需要以合适的沟通渠道和日方取得联系。由于日本动画产业对动画品质的看重与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一些没有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国内购买方若直接登门拜访,往往只能以吃“闭门羹”而告终。因此通常需要依靠对中日两方都有了解的主体作为中介,在当中斡旋。这样的主体可以是专门经营此项业务的中介公司或者是一些私人的关系[10]。因此,这对于一些不了解中日交易习惯的中国买方来说可能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其次,“财大气粗”的方式很难赢得日方好感,完备而精准的授权提案才是制胜法宝。由于中日两国动漫市场的差异[11],国内购买方在与日方取得联系后首先需要考虑的并不是报价而是出具关于授权的提案。若以购买日本动漫IP用以开发国产游戏为例,中方一方面需要将游戏开发具体方案进行细化,对游戏的类型、主要玩法、框架和功能甚至于游戏角色的形象、名称、关系进行阐述;另一方面还需要对该游戏的市场销售情况进行评估。目标销售额越高,越容易获得授权,也可能导致的授权保底金[12](Minimum Guarantee)的增加。向日方提供相关提案,几乎成了双方磋商的基础,尤为重要,却对中国购买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批准程序复杂”与“耗费时间长”是引进日本IP过程中中方最难适应的事情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方的版权运营理念决定了他们对于版权许可十分的慎重,IP的长期发展与壮大才是他们的第一诉求,这点从日方对授权游戏“锱铢必较”的监修[13]上可见一斑。二是,日本企业严格的等级制度与精确的分工。日方员工在收到一项指令时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有权限进行处理,如不然,则会将该诉求转移给有相应权限的同事。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在处理之后会向自己的直接上级进行汇报,再由上级层层汇报至有权决策的领导,并不能越级处理。此外,在有新的需求,或者需要对方案进行修正的情况下,又需要根据这样的程序重新处理一番,当中耗费的时间可想而知。

 

四、克服障碍的对策

为克服前文所提及的诸多障碍,中日两方或可尝试对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推广。

第一,日方海外版权采购“窗口”预先进行“版权清理”。据业内人士反映,由于中方市场的强大影响力,日本版权方开始针对中国版权购买提供经过“版权清理”的详细而丰富“作品目录”。也就是说,日方海外版权采购“窗口”,如富士电视台事先向作品版权链条上的各个版权主体,如原作著作权人,制作委员会各成员获得授权,在积攒了多个作品的完整有效授权后,集结成“产品目录”向中方推介或者接受中方的问询,如此一来,便省去了诸多复杂的临时沟通和程序。

第二,在中国建立专门负责版权授权的子公司,由该子公司全面负责旗下作品在中国区的授权业务,同时也负责与委员会的接洽和沟通。皮乐中国(Pierrot China)就是目前该类型最典型的企业之一,负责全面开发Studio Pierrot 旗下以《火影忍者》为代表的知名动漫品牌的中国区授权业务。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使日方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国情,使得授权能够量体裁衣,更能够直接的提高双方的沟通效率,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一个釜底抽薪的方式便是直接加入“动画制作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成为动画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员。对此,腾讯动漫已经通过参与集英社天野明的新作《宇宙警探》动画制作委员会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14]。通过这一方法,中方不仅可以很好的了解动漫制作过程并有的放矢的根据中国市场需求在日本动漫中加入“中国血液”,降低了最终成品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风险,而且有利于中方提早进行版权运营规划与布局,为后续的作品利用争取最大的利益。

除了版权营运私人主体的交流,引进日本动漫的长足发展更有赖于两国政策层面上的交流。2017年10月26日,东京电影节中日电影交流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稔透露,中日两国正在进行高级别会晤,拟建立电影联合制作条约。该条约的后续发展还有待两国之间的磋商,但无疑为中日版权交流蜜月期的保持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注 释:

[1]2017年10月31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中韩双方就中韩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双方都同意“推动各个领域交流合作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这消息对于手握各类韩国明星资源、IP的中国资本以及韩国文娱产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令其振奋的消息。

[2]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涉及的法律词汇,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为准。

[3]部分动画也会在制作委员会之下对具体成员进行列明,但并不多见。

[4]许多日本动画改编自漫画,此时漫画被称为“原作”。

[5]由于大部门动画制作公司并没有足够的知名度与经济实力,因此往往未能加入制作委员会。由于真正负责制作的主体并没有进入动画的“最高权力机构”,动画的制作水准很难获得保证。这点也是制作委员会制度常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6]由于动漫制作的巨大成本,传统的盈利方式,如动漫发行的收益并不足够,周边商品的开发是动漫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点。

[7]对动画在日本地区以外的区域进行利用,如发行、改编的权利。

[8]由于我国动画市场的强势地位,有的制作委员会直接将“窗口”的划分为“华语圈”国家以及“非华语圈”国家。

[9]将动漫复制到用于播放语音及影像的记录介质并对该介质进行后续利用的权利。

[10]黄磊的导演处女作《麻烦家族》之所以能够获得山田洋次导演作品《家族之苦》的翻拍权,与顾晓东和山田导演十多年的友情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11]动漫产业在日本发展多年,一个有生命力的IP可以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运营,与之相比,中国的动漫市场刚刚起步,多数参与主体的诉求还停留在“挣块钱”上。

[12]对于一些强势的IP, 日本动漫版权采购通常采用保底金+分成的模式,中方需要在合同签订后先行支付一笔费用,该笔费用可在中方获得收益中进行抵扣,抵扣完成之后,则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日方分配收益。

[13]日方通常会要求对被授权方开发的游戏具有监修权,即要求被授权方在游戏概念设计、实际开发、上线测试各个阶段都需将工作成果交由日方审核,经由日方确认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有时这种控制甚至渗透到了对角色语气、发型偏分方向等极致的细节。

[14]此为中方首次进入日本动漫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