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的实务问题

2023.09.29

发布者: 房肇鸿


自从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刑事实务中被广泛推广应用,但从实际效果上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但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情况,部分案件甚至已经背离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用原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上诉权不加刑”受到挑战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而检察机关却以被告人“反悔”为由抗诉,要求加刑。此是否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

首先,有一部分主张被告人不能上诉的理由是:认罪认罚具结书一经签署,就意味着自愿接受指控的罪名与量刑建议,控辩双方订立了“契约”,被告人就应当遵守而不能出尔反尔,企图通过上诉谋求不当利益,且上诉引发二审,导致浪费司法资源,违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精神。为此,我们需要理性认识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的行为。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因法律知识和涉案信息不对称,有些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流于形式,或检察机关遗漏量刑情节,签署具结书进入审判程序后,发现或经对比后认为量刑建议偏重;还有犯罪嫌疑人表示认罪并“愿意接受处罚”,希望适用缓刑,但检察机关不同意,由于检察机关认为只有接受其量刑建议才是“认罚”,因此嫌疑人签署具结书属“无奈”之选,又冀望于到审判阶段能够再争取“从宽”。此类情形符合刑诉法第201条第2款被告人有权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规定。即便一审法院采纳了量刑建议,也不能断言被告人无权对判决提出上诉。因为上诉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刑诉法并未做任何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亮即指出,“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要切实予以保障”。被告人上诉后,自然也应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其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应轻易启动旨在以加刑制裁被告人“反悔”的抗诉。被告人曾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不能由此否定其在审判阶段对于量刑建议可能有新的认识以及有量刑辩护的权利。被告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行为,不宜简单定性为“反悔”。例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第二款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被告人虽然认罪,但对于自己是否符合“情节特别严重”并不清楚,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参加庭审才发现自己并不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认为量刑建议过重,继而提出异议,或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这是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延续。我们不能错误的将“发自内心地尊重司法机关的裁决”、“真诚的悔罪悔过”等同于被告人不提出异议和不上诉,也不应把被告人不上诉视为立法的预期。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才是刑事诉讼的终极价值。我们的司法机关不能把接受和服从量刑建议理解成“从宽”的唯一前提。虽然被告认罪且愿意接受处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具有“从宽”的量刑建议权,但是被告人仍有权进行量刑辩护并享有上诉权。最高人民法院沈亮副院长也曾指出: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要坚持全面审查,区分不同情形,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作出裁判。对于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就此抗诉,就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量刑不当而改判加重刑罚。

最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接受处罚”,并不意味着具结书具备裁判的效力,因为只有法院才有最终决定如何从宽、如何处罚的裁判权。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司法机关应予尊重和保障,不能将量刑建议的效力绝对化。
 

二.辩护律师优于值班律师没有充分体现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在认罪认罚的案件办理中,犯罪嫌疑人签署具结书时,应当有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见证。由于该条将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并列表述,没有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优先于值班律师,结果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认罪认罚案件,尽管犯罪嫌疑人委托了辩护律师,但是办案人员在嫌疑人签署具结书时,不通知辩护律师到场见证,直接由值班律师进行见证。譬如,在2021年10月某地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涉嫌危险驾驶案中,虽然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并告知了办案人员,但是在签署具结书时,办案人员却通知值班律师进行见证,而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到场见证,导致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辩护人对办案程序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并将此作为提起上诉的重要理由。

值班律师作为国家为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一种法律援助,与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律师相较而言处于补充地位,只有当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时,才能由值班律师在场见证。犯罪嫌疑人如果委托了辩护律师,在签署具结书时不通知辩护律师而由值班律师见证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在规定签署具结书应当通知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在场见证时,虽然没有强调辩护律师优先于值班律师,但是刑事诉讼法第36条明确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才能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这就表明法律已经明确了辩护律师优于值班律师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12月3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第27条第2款也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见证具结并签字,不得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代为见证具结。

由值班律师而非辩护律师见证具结书的签署,会对司法公正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从司法实践来看,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刑罚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反对适用认罪认罚,故而在某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委托了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办案机关忽略甚至排斥辩护律师,选择直接由值班律师见证具结书的签署。而检察人员为了提高认罪认罚的适用率,提高办案效率,则更希望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虽然辩护律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提出的不同意见未必全部正确,但排除辩护律师对签署具结书程序的参与,将会导致一些实际上不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被错误适用认罪认罚制度。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审判程序被大幅简化,审查核实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机能被大幅削弱,不符合认罪认罚适用条件的案件被适用认罪认罚,极可能埋下无罪的被告人被错误认定为有罪、应当判处轻刑的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重刑的重大隐患,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和人权的保障。

此外,值班律师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辩护律师享有的很多重要权利,如阅卷权、申请调查取证权等,值班律师都不享有,这将严重影响值班律师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核实,直接影响其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以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否妥当作出准确判断。因此,绕开辩护律师由值班律师见证具结书的签署,可能导致对犯罪嫌疑人法定权利产生损害。

综上,尽管排斥辩护律师、由值班律师见证具结书的签署只发生在少部分案件中,但由于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实现司法公正、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务中应该彻底杜绝这种做法。
 

三.对待认罪认罚后被告人的反悔缺乏正确的认识

被告人在认罪认罚之后又反悔的现象,也是当前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经常出现的问题。被告人反悔主要体现为三种情形:

  • 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于审判过程对指控的罪名或者量刑建议提出异议;
  • 针对法院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做出的判决,以无罪或罪轻为由提起上诉;
  • 被告人本人认罪认罚的同时,却接受辩护人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辩护。

一方面,嫌疑人本人并无阅卷权,无法充分了解证据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在审前的各个环节中,嫌疑人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尚不充分。这些因素很可能导致嫌疑人在认罪认罚的问题上难以做出明智的选择。但如果被告人审前能够通过阅卷真正了解自己的现实处境,并得到辩护律师的充分帮助,便可以在是否认罪认罚的问题上做出更为理性的决定,不仅本人认罪后反悔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辩护律师做无罪或罪轻辩护的情形亦基本不会出现,因为嫌疑人认罪的决定也往往代表了辩护律师的意见。而目前现实中却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被告人审前仅仅获得了值班律师有限的法律帮助,故而在审理过程中出现反悔以及辩护律师的无罪、罪轻辩护自然在所难免。司法机关对于被告人反悔的问题应理性把控。此外,所谓协商“一致”并非要求各方主体在所有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均严丝合缝的一致,不同主体、不同诉讼阶段,对于同一问题见解出现异议原本就是一个正常现象。无论是被告人异议、辩护人辩护,亦或提出上诉,与最初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出现差异时,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反悔了。依然要注意维护被告人基于认罪认罚的从宽利益。《意见》第39条规定,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的,检察院并非一律抗诉,只有在被告人的上诉请求构成反悔,以致不再属于认罪认罚时,方有抗诉之可能。这一规定体现了在认定反悔问题上的慎重态度。
 

四.认罪认罚从宽是否同时适用在附加刑上

在刑法中,某些罪名的附加刑可以判罚得很重,比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洗钱罪的“比例罚金”修改成了“无限额罚金”,这就取消了罚金的上限额度。有部分认罪认罚的案件虽然主刑从宽,但附加刑并未从宽。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罚金上,在有些诈骗罪和洗钱罪的案件中,量刑建议虽然对主刑从宽,但作为附加刑的罚金却建议过重。对于被告来说,相较于难以承受的罚金刑,宁可多做几年牢,由此也会导致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适用于主刑的同时,是否也应适用在附加刑上?从《意见》第12条和31条的规定上,明确了量刑建议书中包括附加刑,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附加刑成为量刑建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附加刑中的财产刑,作为“认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直接影响着从宽的后果,检察机关不仅要对主刑提出建议,还要对附加刑提出建议。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中,虽然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保持较高水平,但总的来看,提出确定刑期和附加刑量刑建议的比例不高。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检察机关的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罪名没有明确的量刑规范,已有的常用罪名的量刑指导意见主要针对主刑,基本不涉及附加刑,因此在量刑建议中未能明显的体现出对附加刑的从宽。本人认为:为了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应同步适用主刑和附加刑的从宽,以达到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率并存的价值目标。“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四款中也明确表述了“建议判处罚金刑的,参照主刑的从宽幅度提出确定的数额”。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同时适用在附加刑上。

我们利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诉讼效率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是一项贯彻宽严相济、强化人权司法保障的刑事政策。只有在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该制度的前提下,妥善的运用好该制度,才能更好的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继而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要求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